原创

说的时候要淋漓尽致,

慈禧接到这封电报时,几乎惊得没喘过气来。这封电报实在太艺术了,八个字高妙无匹。它虽然不否认“勤王电”是清廷的正式命令,却提出这是“乱命”,也就是不正当、不应该接受的命令。并且正式表明了态度——“粤不奉诏”。与此同时,又仍然以地方官员自居,把和中央政府的对抗限制在了一个不撕破脸皮的限度,让清廷不至于暴走,各地督抚也敢于接受。这后面,有没有盛宣怀的建言和策划呢?我们是无从得知了。
张学良在“东北易帜”的谈判期间,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,既是为了联络方便,也是示以诚意。
没过半个月,一代枭雄病死了。据说他死前口称“他害了我”,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,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。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:“筹安六君子,送命二陈汤”,其实汤芗铭、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,真正起关键作用的,还是这个“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”的陈宦。
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,只有新加坡-长崎、新加坡-香港两路电报。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,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,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,再转发国内,既贵又麻烦。
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。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、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,让他马上拔锚启航,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,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。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,他接到命令以后,立刻出动。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,刘冠雄却突然返航,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,船上煤水没有加足,不堪续航。荣禄虽然大怒,却也无可奈何,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,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。
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,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,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,权当趣事则罢。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,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。
本来此仗并不好打,虽然精锐程度有所不及,但桂系兵力足足多出粤军一倍。而且桂系还陆续从各地调集沈鸿英、林虎等部前来支援。粤军虽然占了地利和人和,一时却也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胜利。
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,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。他便对柯尔说:“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?”柯尔点头,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,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,趁机说:“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,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。其实我也是一样,我是中国的基督徒,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,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,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。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,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。”
左、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,憾恨不已。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、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,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,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。
光绪五年(1879年),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,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。盛宣怀认为,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、电报为先。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,可以稍缓,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“急起图功”。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,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。
莫尔斯或许是把他画家的感性运用到了研究中,他独辟蹊径,化具象为抽象,用信号点、划、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“表征”所有字母和数字,从而实现了只用两种电信号就能传递复杂信息的目的,大大简化了电报装置,可以通过被称为电子脉冲的连续波信号来传播,因此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电报,都能利用这一模式方便地发送和接收。1837年,莫尔斯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电报机,并且正式申请了专利。
英国首相萨利斯堡(Salisburg)也被惊动,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,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。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,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,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,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。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。
自此兵衅已启,本非衅自我开,且中国既不自量,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?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?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。
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,应该立刻封锁码头,派人严密监视,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。
同治九年(1870年),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。一来是故人之子,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,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。终李一生,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、力加提携,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。不管此事是真是假,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,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,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。
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,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,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。利用对电报的监控,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。他频频发出电报,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,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,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。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,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。这样一来,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,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,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。

康德黎离开以后,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。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,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,急得火上房。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: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,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,如今空置,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,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,便可以消除嫌疑。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,但后来一查记录,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,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。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,一经总署点至,立刻开船。
“废督裁兵”不过4个字,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,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。本来举国人心厌战,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。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,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。比如开头一段,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,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。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:“众意所趋,情词迫至,人非木石,能无动怀……所以严万世之防。亦既引咎避位,昭告国人,方殷思过之心,敢重食言之罪?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,我独不愧于心欤?”拐弯抹角,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。
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,是一种所谓“四码法”。发明者已经不可考,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,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《康熙字典》的部首排列方法,选了6800个汉字,编成《电报新书》,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,使之更适用于中文,增加了更多汉字,改名叫《电报新编》。从此这种“郑码”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。
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,但是邮传部的尚书、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,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。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、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,现在一概不管,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——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,我管那么多作甚呢?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,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。此外,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,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,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,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。
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,不过中午之时,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;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,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。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,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,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。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,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。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,可见一斑。
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,说动了柯尔。第二天,10月16日,柯尔趁送煤的时候,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,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,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。
邮传部的政治职能,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(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,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,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),它的前身,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,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。
部里和各省有矛盾,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,下边的主管、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,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,一潭水深不可测。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,短短6年时间,一把手换了13次,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。好事的人甚至传言,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。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,其根本原因,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。第6任尚书、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,他曾经长叹道:“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,即用人犹如此掣肘,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,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。”
凭借着外貌描述,帕丁顿站的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约翰·塔维,他们尾随着他出了车站,并在一家咖啡馆里拘捕了他。这次凶杀案全靠电报的传递迅速才告破,伦敦城引起了轰动,各大报纸纷纷以黑字标题渲染这一次案件的告破:“科学的胜利”、“神奇的远程通讯仪器揪出了凶手”原本就快黯然退场的五针电报靠着这次凶杀案,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,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。
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,不过中午之时,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;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,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。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,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,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。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,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。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,可见一斑。
话都说到这份儿上,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,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,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,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。
如果说在全球化的浪潮到来前,世界还是分散和孤立的一个个板块的话,那么现在,国家与国家——乃至我们每一个人,正在被各种发明和科技,联系得越来越紧密,距离越来越近。
不过从上可以看出,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,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,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。“电线之设,为利交通,不计赢绌,本与商业性质不同”。故而在建立初期,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“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”,邮传部第4任、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“国家交通之枢机”,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、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。
他这一死,引起了不少惋惜。同月29日《顺天时报》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,有言说:“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,实则词章本属国粹,饶已运化入神,何物狂徒,鄙弃国粹,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。”
后来陆荣廷趁着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,驱逐了孙中山,并且通电全国,声明两广自主。此举其实是想在事实上形成区域割据,方便自己做土皇帝。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实在是天理不容,一时造成了广东人民“恨桂殊深”的局面。
当时外交决裂,形势万分火急,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,不虞有诈,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。
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,不用电线杆,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,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。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,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,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。但不知为什么,丹麦没有派驻领事,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,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,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,改成了电报房,这建筑至今尚在。
1938年11月份,日军进入湖南,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,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。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,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,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。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,长沙军民伤亡惨重,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。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,12日的韵部代码是“文”,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“文夕大火”。
1900年6月21日,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,颁布了《宣战诏书》,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,史无前例。宣战后,清廷将《宣战诏书》转电各地,并命令沿江、沿海各省“召集义民”、共御外侮。
比如1882年1月14日,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,上海《申报》在天津的“访友”(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)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,并在16日刊发,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“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、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”。深明电报作用的《申报》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,称本报将“不吝重资”,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。自此以后,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,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。

恰好这个时候,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,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。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,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,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,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。若在平时,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,随手就垫上了,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,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。

清朝官员不是傻子,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,洋人们振振有词: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,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,还算海线!中方官员心想,别扯淡了,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,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,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,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?

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,大学想攻文史,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,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。知子莫如母,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,明白他的理想守望,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,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:“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,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,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,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。”如今新书付梓,儿子一偿夙愿,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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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美评论

Comments

餐冷
都成为了过去。
豹纹癖#

我很憔悴我要你抚慰

佐仓美笑
切莫等待
何笑
最美的春天不是繁花盛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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